非遗里的千年羌笛，何以频繁入诗

来源：齐鲁壹点 文|刘永加

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为“保护文物 传承文明”。6月7日，由中国非遗馆主办的“气象万千——中国非遗保护实践主题展”在中国非遗馆开展，展览为期一年。本次展览向全国遴选76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呈现非遗的独特魅力和文化价值。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诗句的广为传唱，令羌笛的美学印象深深植根于读者的脑海里，并且千百年来，历久弥新。特别是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的当代社会，羌笛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族器乐，愈发显得熠熠生辉。

故园悠音起乡情

初闻羌笛始于王之涣的《凉州词》，这首收录于中学语文课本里的七言绝句创作于唐开元二十年前后，整诗的下阕以羌笛为本体，借杨柳离别之意表达内心思念之苦，足以见出作者的凄美情愫与寂寞孤独。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羌笛的认识并不多，倘若论及，也多半会以这首大众熟知的边塞诗为架构，对羌笛的外观形象和艺术呈现略作刻画，至于在多大程度上趋于合理却不置可否。

羌笛是羌民族在生产生活中遗留下来的一种乐器，蕴含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属性。作为一种六音阶单簧竖吹乐器，羌族艺人以生长于山巅之上的油竹为原始材质，依次经过削割、打孔、捆扎、嵌簧、刻画等多道工序，最后上油、涂蜡制作而成。油竹细长、质地坚韧、纤维细密且不易开裂，制作出来的羌笛声线细腻、清脆婉转，明亮的音色传递数百米而不绝，常常给人苍凉渺远之感，是羌族百姓耕作之余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羌语中，羌笛称为“其篥”“石布里”或者“帮”，有笛管之意。从时间脉络上看，羌笛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史。东汉文学家马融所作的《长笛赋》可以看作是对羌笛制作源流的最早记载。从其所言的“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不难发现，羌笛是横排双孔并列的，即所谓的“双笛”，此与生活中惯常可见的单排孔竖吹乐器迥然有别，这也是羌笛独具匠心的魅力所在。

关于羌笛的文字解读，清代训诂学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羌笛”词条中描述为：“长笛与羌笛皆出于羌，汉丘仲因羌人截竹而为之。”可见，羌族人民在制作笛类乐器中具有先发之势，甚至于说，羌族在竹质类管型竖吹乐器的发明与创造中曾经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因为半牧半农的羌人在数年前已经实现了对高原野羊的驯化，而“羌”字是羊的象形转化体，羊又是羌人的信奉图腾，以羌命名乐器便是羌人对民族文化的最高礼遇。

但在早期，制作羌笛的真正材质是鹰翅骨。古时的羌民族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牧无常处的郊野生活。在高山环抱的西北大漠边缘，鹰是最为常见的飞禽。古羌人最初便把捡拾到的老鹰翅骨钻孔打磨，并在端口处填入野草进行吹奏。这种简单而粗糙的艺术加工品尽管在众多民族乐器中并不显眼，但其发出的音色气势宏阔、震人心魄，低音处声如洪钟，高亢处辽远深邃。羌笛自此传承下来，成为古羌人远游抒怀时随身携带的喜爱之物。

关于羌笛的诞生，在羌族文化中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爱情故事。相传远古时期，天神将一男一女派到人间，男子名叫杨宝，女子名叫歌布，两人情真意切，却被险水阻隔两岸。于是住在河西的杨宝发明羌笛，日夜吹奏借以表达相思之痛，居于河东的歌布制作口弦以此回应杨宝的爱恋。后来两人溯流而上，终成眷属。这一传说正史里虽无记载，但与汉民族家喻户晓的牛郎织女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说明羌笛不但与人类历来追求的情感寄托若合符契，而且在艺术转化中具有一脉相承的价值统合意义。

羌笛的文学意向

羌民族在远古时代的历史舞台上可谓独树一帜，特别是对氐羌文化、华夏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并在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发展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如在唐代的边塞诗里，以羌笛为代表的艺术呈现频频有之，在大漠孤烟的西域形成了密集式的大众传播格局。边塞诗人岑参的“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李颀的“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古意》)，以及高适的“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戌楼间”(《塞上听吹笛》)均是以羌笛入诗，描绘戍边将士歌舞相和、征战沙场的典型代表。

从现有统计数据看，唐以前的边塞诗不到二百首，而《全唐诗》中收录的边塞诗多达两千余首，其中可见羌笛形象的诗篇有76首，足以说明羌笛在诗学表达中的主体价值。就连享誉诗坛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曾在游戏文墨的行旅生涯里描写过羌笛之美。

不过，在文化印象中，每每提到羌笛，人们总是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苍凉的大漠、凄楚的关塞以及远在家乡的亲人，并认为羌笛仅仅代表的是一种苦旅文化或者悲凉意识。

其实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并非无据可考，因为诸多边塞诗中营造出来的羌笛概念莫不如此。这主要归结于两个因素，一是现实可得性。羌笛是边关羌族的常见乐器，普遍存在于羌民族的现实生活中，也是边塞诗人出入西域边陲最先接触到的管型艺术品，因此，以羌笛为载体叙写诗人身在异乡的孤寂生活是唐诗惯用的表现手法。二是艺术本体的自然性。羌笛的音律以回旋、浩渺见长，本身就有一种苍茫悲切之感，所以温庭筠在《定西番·汉使昔年离别》中说，羌笛一声愁绝。及至宋代，羌笛的悲凉意象仍旧在文化表现上占据主导。诸如南唐后主李煜的“金刀力困起还慵，一声羌笛，惊起醉怡容”(《临江仙》)，苏氏的“凝泪眼，出重城。隔溪羌笛声”(《更漏子》)，都凝聚着显性的悲戚基调。

但实际上，羌笛的文化神韵是多功能、多意象的。在羌民族的生活演绎中，羌笛的美学呈现既有男女之爱的自由倾诉，也有节日欢愉下的集体庆贺。如表达情爱关系的拜堂调、迎宾曲，展现生活气象的忆苦思甜曲，以及在旅游产业中作为文创摆件的羌笛实物，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附载着羌笛影像的视听资源或者有形产品，集复合性、时空性于一体，是展示羌笛文化的有力见证。

羌笛何以频繁入诗

羌笛何以频繁入诗，并在多元场合下形成一种文化共识呢?其实，《论语五则》早已道破其中蕴含的情理。由于文人的情感旨趣更显张力，而《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因此，羌笛作为抒发胸中笔墨的客观实在物，在诗词文学领域具有积极的建设性，这在唐诗宋词中颇得人心。

边塞诗的流行在社会发展范式上是对唐诗差异性文化的赋能。由于边塞诗的叠加出现，深居长安的士庶民众逐渐对羌笛的实物造型和音律表现产生好感。为此，来自西域的马帮客商不辞辛劳，历经远途跋涉，最终将富有西域文化气息的羌笛带到了长安。身在高堂之上的豪门权贵、富家子弟以及文人墨客初见羌笛时便被其双排孔的造型深深吸引，他们游娱宴乐之际，常常吹起羌笛，或寄托情思，或抒怀言志，或把酒问盏。声声入耳的羌笛渐为长安百姓熟知，通晓乐律的艺伎则将诗词谱成曲子以羌笛起兴进行演奏，市民游客和平民布衣也争相唱和，“吹羌笛以酬和”在唐时的长安蔚然成风。

如王维的“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凉州赛神》)，展现是热闹喧腾的生活场景，《过崔驸马山池》中的“画楼吹笛妓，金椀酒家胡”则是描摹作者饮酒赏乐时的奢华享受。李白在《经乱后将避地剡中赠崔宣城》里所言的“崔子贤主人，欢娱每相召。胡床紫玉笛，却坐青云叫。”同样表现出酒场宴乐上的自在与不羁。这些公共场合上，羌笛作为主要元素营造出的文化氛围不啻消遣娱乐，而且轻松愉悦，在诗学叙事中深受作者推崇。

盛唐诗作善于运用羌笛描写人情世故的突出成因在于唐人对管弦器乐的偏爱，而且这种爱之有加的心绪率先来自于皇室贵胄。常与白居易、刘禹锡一起宴会游玩的洛阳令南卓在《羯鼓录》中就说，唐玄宗“洞晓音律，由之天纵，凡是丝管，必造其妙。尤爱羯鼓、玉笛。常云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为比”。文学家李肇在《唐国史补》中亦说：“梨园弟子有胡雏者，善吹笛，尤承恩宠。”此种自上而下的审美理念不仅促使吹奏羌笛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而且业已形成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官方设立教坊，民间艺人也组建羌笛乐团，在节庆时点或是特殊月令作以演奏，其中灵活多变的风格与题材也充分表明羌笛在文学创作中重要地位和价值认同。

唐代以前有关羌笛的诗词歌赋，多以客观事物为本体，采用咏物铺陈的手法进行情感表达，往往形式单调抑或缺失个性色彩。如姚察的《赋得笛诗》，“作曲是佳人，制名由巧匠。鹍弦时莫并，凤管还相向”，读起来枯燥生硬，乏善可陈。迨至大唐，诗人更加看重情感输出在诗意中的转承作用，使得与羌笛有关的诗作融有强烈的内在意涵，以此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高度，羌笛的诗学写真在唐诗中也得到了全面彰显。

(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文史专栏作家)

非遗里的千年羌笛，何以频繁入诗